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诞生了一批批青年人，他们抵抗社会既有的各种制度和观念，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不满。他们倡导和平非暴力，反对战争;他们提倡”爱”，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主张性开放;他们追求自由，同时也依赖毒品。他们被当时的西方社会称为”颓废的一代”—嬉皮士。到了八十年代，一部分嬉皮士开始回归他们一度反抗唾弃的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过起正常人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可能也是嬉皮文化向主流文化妥协的结果。
只是，不管嬉皮文化是多么地非主流，嬉皮士的流浪式生活勾起了青年人对外面未知世界了解的渴望，成为了青年环球旅行的导火索。于是，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八十年代， 当一批批的嬉皮士回归社会的时候，另一批欧洲青年背起背包又开始出行，在全球掀起了背包旅行热。甚至，西方的许多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外出旅行，增长见识，拓展眼界。间隔年（The gap year）就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间隔年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社会的生活。在间隔年期间，学生在旅行的同时通常也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第一次完全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是伊朗一个朋友来中国的时候带给我的一本关于间隔年的书—寂寞星球的<间隔年>。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很适合我们中国当今的年轻人，虽然我已经太”老”了。
不能说当初要远足的理由是因为间隔年这个概念，当初的出走是因为需要而并非是什么东西触发了我的脑神经。但如果实在要给我的远足套上一个主题，那也非间隔年莫属，因为当初出来之前我已经联系好了印度中南部的一个艾滋病组织，他们同意我到他们那里做两个月的志愿工。
我的上司是个好人，他竟然同意给我三个月的假期让我去远足，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于是，当一切地因素都确定了下来之后，2006年12月1日，我离开我居住了将近7年的城市，开始了我迟到的间隔年—三个月的迷你型间隔年。我原本的计划是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做义工，再花一个月到西藏旅行。
不料到了泰国之后，很多事情预料未及，耽搁了时间，而我的迷你型间隔年也变成了一次辗转亚洲的远足，从东南亚的泰国走到老挝，从老挝到中国云南，进入缅甸，到印度，巴基斯坦，新疆，西藏，尼泊尔，走访了6个国家，一走便是13个月，”间隔年”反而变得名副其实了。
我名副其实地间隔年名副其实地迟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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